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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工作的影响,检察官办案利器

时间:2020-01-07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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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流智慧检务建设

进入专题: 刑事诉讼法   非法证据排除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我和我的祖国|我的检察之路】

37岁的员额检察官李湘,现为东丽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刑事检察二部负责人。

服务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陈瑞华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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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李湘,恬静的神态,柔和的眼神,让人很难把她与在法庭上铿锵有力、义正辞严、指控犯罪、伸张正义的检察官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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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曹向荣与同事出庭履职

而东丽区检察院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眼前的这位检察官,竟有着“傲人”的战绩:近年来,由她独立办理批捕、起诉各类刑事案件2000余件,每年办理提起公诉案件300余件,无一起案件定罪偏差,无一起案件存在证据瑕疵……

湖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1994年,我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后更名为“裕华区”)检察院,走上了检察之路。

勇挑重担 坚守法律底线

王晋

  【摘要】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审查逮捕、公诉、监所监督、民行检察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其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技术侦查措施、简易程序、刑事和解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改革,对检察工作的影响尤为重大,需要检察机关调整观念、创新方法、积极应对。

刚穿上检察制服,不清楚领子上的检察标志的象征意义,同事告诉我:“你看,圆圈是国徽,两把穿过国徽的剑代表检察机关两项重要职能:审判监督和侦查监督,俗称检察机关两把剑……”一琢磨,这句话还挺准确、挺形象。

“我希望自己参与审理的每一件案子都禁的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这就是我对工作的要求!”李湘的回答,充分表达了其对检察工作的热爱。

近年来,湖北省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省委政法委关于检察信息化的战略部署,认真落实最高检“聚焦科学化、智能化、人性化”的建设要求,以电子检务和智慧检务为核心的“两个工程”(全省检察机关科技信息综合工程和全省政法信息化“1234”工程检察项目)均已取得积极进展,进入快速推进阶段。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非法证据排除;技术侦查;简易程序;刑事和解

作为检察战线的一名新兵,在“老检察”充满深情的回忆中,了解了检察机关的历史:有文革期间被砸烂的不堪回首,有恢复重建的百废待兴,更有十几年快速发展的勃勃生机。听“老检察”讲,上世纪80年代,因为群众对检察机关的职能不了解,竟然发生了准备登记结婚的一对男女青年跑到检察院进行婚检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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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将以“实用、管用、好用”为目标,加快推进以“智慧基础支撑、智慧可视化办案、智慧检务业务应用”为主体的智慧检务体系建设,力争打造出一流的智慧检务产品,更好服务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领导考虑我是法律院校的本科生,把我安排在刑检科工作。当时刑检科的主要任务是刑事案件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等,讯问被告人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记得我第一次去看守所提讯,讯问对象刚满18周岁,公安机关认定他伙同他人盗窃,他负责在外望风。盗窃得手后,同伙跑了,他被当场抓获。我心想,一个初次偷东西的小毛贼还能不乖乖就范?于是整整检服,信心满满地走进讯问室里。

2017年,一起案值高达8000万元的集资诈骗案件移交到检察机关,作为公诉部副部长的李湘勇于担当,主动参与承办该案。该案中,主犯孙某发展多名“下线”出售理财产品,受害者达300多人,以老年人为主,被骗钱款对于他们来说,不光是养老钱,还是救命钱,存在极大社会不稳定因素。

近日,“2019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案例征集活动”评选结果揭晓,由湖北省黄石市检察院研发的智慧公诉辅助系统从全国30个智慧检务创新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全国智慧检务十大创新案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这次刑诉法修改涉及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几乎所有方面,使得辩护、证据、侦查、强制措施、一审、二审、死刑复核、执行等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还确立了四种特别程序。这些制度变革既给检察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挑战。对这些机遇和挑战作出全面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检察工作。

只见嫌疑人坐在我对面。我满脸严肃地问:“有没有盗窃行为?”他表现得很委屈,称自己被骗了,同伙说带他去朋友家玩,没说偷东西。一时间,我无法分辨他的辩解是真是假,不得不带着疑惑结束了讯问。

为此,李湘带领公诉团队三日内制作了300余份《告知书》并送达每位被害人。为了解被害人的状况和意见,李湘主动联系他们听取意见,一一记录在案,针对每个人不同情况细致做好释法说理工作,为案件的成功办理争取了最佳的办案环境。

自2018年1月被湖北省检察院确定为智慧公诉试点单位以来,黄石市检察院运用400余件真实案例反复试用,吸收各方意见187条,推动5次重大升级改造,研发形成捕诉一体的智慧公诉辅助办案系统。2018年11月,黄石市检察院代表湖北省检察机关参加最高检智慧检务系统专家评审,测评成绩名列前茅。

  

回到单位,向师父汇报了情况。第二天,师父帮我分析这个案件,“从已有证据看,这个被告人在公安人员抓他时,撒腿就跑,如果不是内心有鬼,为什么要跑?从现场勘验笔录看,他的同伙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哪有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拜访朋友的?可见他在说谎。刑事诉讼法有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这个案件凭其他的证据也能定。我们办案子,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被告人构成盗窃罪。

由于涉案人数多,每天都会有信访人找来,作为公诉方,李湘坦言压力很大。案发后,李湘仔细研究了案情,综合全案证据除主犯孙某外,出售理财产品的人员并不知晓资金的实际用途,故对主犯孙某以集资诈骗提起公诉,其余九名被告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提起公诉。

“慧”办案:15项功能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

后来,为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检察院的刑检科分设为批捕科和起诉科,为更准确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又先后更名为侦查监督科和公诉科。自此,我成为一名公诉人,一干就干到了今天。其间,经历了许多共和国法治进程中的大事,最重要的当属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施。“新法”实施后,我们的司法办案理念也逐渐发生变化,更加严格依照法律办案,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疑罪从无的理念贯穿在办案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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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条龙”智慧服务

  

我曾办理过一起盗窃案,公安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小杰作案时刚满18周岁。侦查案卷中证明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有本人供述、户籍证明。在对小杰进行讯问时,我发现他稚气未脱,便问他出生年月日,其回答与侦查卷中的供述一致。我追问一句,是阴历还是阳历?他答是阴历。如果户籍证明中的生日为阴历的话,那么他作案时很可能不满18周岁。为确定其实际年龄,我又找到小杰母亲,并会同侦查人员到其居住地调查。通过调取小杰的入学记录、询问接生人员等,结果证明他作案时确实不满18周岁。依据新的证据,我们建议法院在量刑时,对小杰依法从轻、减轻处罚。最后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意见,小杰被宣告适用缓刑。法律的公正通过我的努力得到体现,我真正感受到“公诉人”这三个字的含义和分量。

不同的罪名,起刑点自然也不同。而这份禁得起考验的公诉意见,却给李湘带来了“麻烦”。

记者日前走进黄石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办公室,检察官助理毕春龙正在运用智慧公诉辅助系统办理一件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多起犯罪事实的“繁案”。

  (一)技术侦查措施的入法

走过风雨泥泞,走过激流险滩,走过飞扬的青春,我有幸亲眼目睹了检察机关的发展壮大,亲身体会了检察工作的魅力,也有幸与共和国的检察事业一同成长。

“承担非法集资罪名的不应只有一人,你们办案可要公正啊……”在被害群众看来,所有的涉案人员都是集资诈骗的参与人,都应该被严惩。

只见毕春龙将鼠标轻轻一点,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案件基本信息等内容立马被自动提取。其中一份视频证据也被快速转化为文字,毕春龙立即将其复制摘录。

  这次刑诉法修改对侦查工作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最大的一项变化就是将技术侦查措施正式写入我国刑诉法。这不纯粹是一个刑事诉讼问题,而应该站在政治高度上看待这个问题。这为检察机关今后的侦查工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证据的机会,有利于帮助我们摆脱对口供的依赖。有了技术侦查,我们今后就有可能获取大量的音像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这也为我们获取更多的物证、书证创造了条件。

(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检察院员额检察官)

面对当事群众的怀疑与愤怒,李湘均做到认真听取被害人意见,安抚对方情绪,耐心向他们释法说理。其中也有几次,来检察院的大爷、大娘选择了谩骂和侮辱,哪怕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李湘都没有抱怨,而是坚持职业操守,严守法律底线,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平息了怒火,讲通了法律,得到了理解”。打算上访的被害人们纷纷表示,“愿意等待司法机关的办案结果,不会再闹了……”

“证据审查本是一项非常繁杂的工作,有了智慧公诉辅助系统的帮助就方便多了。”毕春龙告诉记者,这个系统大大节约了时间,为审查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二)预审讯问程序的完善

精益求精 铸成典型案件

据悉,该系统包含案件审查、量刑研判、类案推送等七大模块,具有视听证据审查、文书智能校对、三书对比等15项特色功能,实现了“一条龙”智慧服务。

  侦查程序中的另一重大变化是预审讯问程序的完善。新刑诉法规定逮捕拘留犯罪嫌疑人后要将其立即送到看守所,减少在看守所以外的羁押,减少侦查人员单独控制嫌疑人的时间(最长不超过二十四小时),这一规定意义重大。王兆国副委员长向全国人大作草案介绍的时特别提到,刑讯逼供的发生与侦查人员单方面控制嫌疑人关系密切,所以尽快把嫌疑人送至看守所,对防止刑讯逼供、保护干警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将犯罪嫌疑人送到看守所以后,所有的预审讯问一律在看守所内进行,把嫌疑人提出看守所进行预审讯问就属于违法的行为、无效的行为。如果这个条文可以落实的话,将给侦查工作带来实质性的变革。以前,预审讯问人员一般都是从看守所把人带出去讯问后再送回来,这样获取口供相对比较便利,而且效率比较高。如今要求一律在看守所内审讯,还要同步录音录像,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检察机关在中国的侦查体系中是最早推广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已经有充分的准备,可能受影响不是很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没有全程同步,将来预审讯问程序的合法性发生争议的时候,特别是被告方申请调取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时候,就会发生一系列的争论。2010年7月1日,两高三部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已经出现了很多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例,其中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翻开李湘的履历,作为全市唯一“双十佳”(天津市检察机关十佳公诉人和天津市侦查监督十佳检察官)女检察官,李湘曾代表天津检察机关走上全国赛场。

在证据审查方面,系统重点围绕证据的“三性”做文章:针对合法性审查,提供21种具体证据的100余项审查重点指引,列出579种证据瑕疵情形,可自动识别预警13种;针对关联性审查,逐罪确立定罪量刑要素,建立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针对客观性审查,自动列表汇总审查的证据矛盾点,生成案情分析导图展示案件证据全貌。

  (三)辩护律师权利的扩大

多年来,在“侦监、未检、公诉”等多个检察部门工作过的她,还曾荣获“全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业务能手”、“天津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天津市检察系统优秀检察干警”、“天津市最美女检察官”等诸多荣誉。

在15项功能里,“量刑研判”可谓干警们的“新宠”。

  侦查过程中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是律师权力的扩大。辩护律师介入范围的扩大,无疑会给侦查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并且不允许侦查人员在场,会谈的过程也不被监听。这意味着会谈的内容不受限制,既可以讨论案情也可以讨论辩护策略,辩护的立场观点、辩护思路的形成都不受限制。尤其是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的时候,可以向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这一条实际上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赋予了在押嫌疑人阅卷权,律师可以将案卷带进看守所,让他阅读,让他知道案卷中证据的情况,并向他征求意见,为将来的法庭质证做准备。作为一种制度突破,这对辩护权是一种保障,但同时也可能对检察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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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西塞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曹晨向记者介绍了其办理的一起危险驾驶案。被告人因醉驾致交通事故,经检测酒精含量为220mg/100ml。为了提出更加精准的量刑建议,曹晨向智慧公诉辅助系统“借力”,根据系统对全国各地尤其是湖北省、黄石市类案判决结果进行的大数据分析,他向法院提出了拘役二个月、罚金5000元的量刑建议。近日,法院当庭宣判,量刑建议被采纳。

  此外,在侦查过程中律师可以向侦查人员发表辩护意见,如果提出书面意见的,侦查人员还要把书面的辩护意见载入案卷,随案移送。这就意味着律师的辩护工作从原来的以审判为中心提前到侦查阶段。我最近接触到的几个涉及非法经营、私分国有资产等罪名的金融犯罪案件,律师几乎都是在侦查阶段就展开了辩护工作。过去侦查人员几乎没有跟律师发生过交战,现在律师辩护提前到侦查阶段,直接提交实质性的辩护意见甚至是无罪辩护意见,如果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不采纳,就在审查批捕阶段继续向检察官发表意见,从而有可能把整个案件阻挡在批捕之前。这种辩护方式为越来越多的律师所使用。

李湘深知,一些棘手案件,更要敢为人先,以深挖细查、严肃适用法律的实际行动解决好千变万化的实际问题。

据了解,该系统拥有强大的智库,支持检索全国各地各类指导案例和公报案例7000余篇、裁判文书1500万余份及各类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可根据审查确定的要素自动推送关联类案,让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更加精准。现在,黄石市检察机关近9成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

  在侦查阶段律师拥有了辩护人的地位,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变化,这意味着律师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参与到侦查活动中来,享有一系列的权利和保障。例如,律师有权向侦查人员发表辩护意见,其书面意见需载入案卷;侦查人员的起诉意见书也要送达给辩护律师。

2014年11月,被告人王某雇用他人在某厂区内从事自行车零件清洗、磷化、烤漆等生产活动。对于含有多种重金属的酸化废水,王某偷挖渗坑,在地下修建了多条暗管,将有毒液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水中,且该河流连通海河,对天津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此外,该系统的审判监督功能同样出色。黄石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王红英告诉记者,系统可以对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自动从情节要素、处理结果等多个维度进行比对,将存在差异的部分用彩色显示。

  还有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是侦查阶段律师是否拥有调查权。理论上一致认为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调查权,但现在既然确认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而且允许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允许其在批捕阶段向检察官发表辩护意见,实际上已经默认律师有权进行调查了。因为只有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才能向侦查人员发表辩护意见,以论证嫌疑人无罪或不符合批捕条件。这是辩护人地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可能的限制是律师不能向侦查人员掌握的证人和被害人调查取证,因为刑诉法明文规定,律师调查控方的证人和被害人需征得检察机关同意。至于检察机关没有找过的证人,没有收集的证据,则完全可以调查。这些对今后的侦查工作和批捕工作,无疑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起案件被高检院列为督办案件,要知道,环境污染案的量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物的监测结果,对此,李湘多次组织干警前往实地调查取证,并逐一进行分析和论证。

“比如,一个刑事案件,如果公安、检察机关都是以两个罪名移送,到了法院判决却只确定了一个罪名,系统会自动标出,提醒检察官注意。”王红英说。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

“取样显示:废水源头的排放口,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几千倍;渗坑连接河流的暗管处,超过排放标准几十倍,到了排放口又进一步降低;而附近土壤、河水,污染物排放检验则不够犯罪标准……”

“惠”司法:

  在侦查方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几乎把侦查、批捕、起诉乃至检察监督工作全都囊括进来。因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本质是把侦查行为的合法性纳入到法庭审查之中,被告人摇身一变成了原告,侦查人员成了被告,公诉人成了被告的代理人,法庭上审判的对象不再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是侦查程序的合法性问题。侦查人员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中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证人,甚至还有程序上的被告性质,有一点像行政诉讼的被告。被告就要出庭应诉。因此,侦查人员有责任出庭,也有责任维护检察机关的声誉,要通过证明没有违法行为,来反驳个别被告人、辩护人的不实控告。这给侦查工作带来了一个新的任务——出庭应诉。

纵观全国的同类案件,大多是通过河水、土壤等取样定性。如何取证量刑成为了案件的关键!

质效双优赢各方点赞

  

与此同时,来自附近村民的一组调查,让李湘更加坚定了办好该案的信心与决心。据村民反映,排污沿线的土地寸草不生,河流的水散发着恶臭,有孩子下水游泳后,身上褪了一层皮。

“办理一件多名犯罪嫌疑人多起犯罪事实的案件,光是制作一份30多页的审查报告,以前需要用几天,现在通过辅助系统只要几十秒就能一键生成,对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大冶市检察院检察官陈迪军赞不绝口。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审查逮捕工作的影响

在与环保部门多次沟通后,李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无论如何稀释,有害物质均实际排放到自然环境中,污染源头取样,更加准确,更加客观。”

他告诉记者,只要将智慧公诉辅助系统数据导入出庭一体化系统,就可直接用于出庭示证。不仅可以节约制作PPT的时间,还可以根据庭审现场需要,灵活选择不同的示证方案,通过放大、标注、遮挡隐藏、双屏对比等功能,让公平正义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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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拥有详细的证据审查指引,就像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师带着我们这些‘学徒’,给我们指明审查的重点和方向。”黄石市检察机关新招录的青年干警这样认为。

  这次刑诉法修改导致批捕中有几项工作发生了较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批捕条件中的“逮捕的必要性”。高检院的领导一直坚持要加强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把这一点作为今后逮捕工作改革的重点。此次刑诉法修改就贯彻了这个理念,将逮捕必要性标准具体化为五项标准:有证据表明犯罪嫌疑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侦查人员在判断逮捕必要性时除了证明证据充分,实体上可能判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还要审查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同时侦查人员要申请批捕也要向检察官证明有逮捕必要。而且,对逮捕必要性要持续审查,除了在批捕程序中审查之外,在逮捕的持续过程中也要继续进行审查。未来的批准逮捕程序以及延长批准逮捕程序将走向准司法,呈现出一定的对抗性。一方面,侦查人员主张有逮捕必要;另一方面,嫌疑人、辩护律师有可能拿出证据来证明没有逮捕必要。检察官面前将是截然相反的观点、相反的证据。本次刑诉法修改对逮捕“必要性”的细化与强调将给检察机关的工作方式、工作机制带来一定的挑战。

在公诉人列举的有力证据面前,被告人认罪悔罪,得到了法律应有的制裁,这起案件也被评为2016年全国12起服务健康中国建设典型案例,在取证、量刑、判决上,可以说对全国范围的环境污染类案件起到了开创性的指导作用。

该系统不仅让办案人员尝到了“甜头”,也赢得了案件当事人的赞赏。

  本次刑诉法的修改也涉及逮捕程序。对于自侦案件,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时间从七天延长到十天。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原来七天的时间过于仓促,根本来不及进行逮捕必要性实质审查。但是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来说,批捕审查工作仍只有七天时间,其实只有五个工作日。在这五个工作日中,检察官不仅要阅卷,要到看守所提讯嫌疑人,还要应辩护律师的要求听取其辩护意见,并且,其往往同时承担着多个案件的审查批捕工作。这种繁重的工作量必然要求适当延长审查批捕的时间。

以此案为契机,东丽区检察院形成了办理环境保护案件新机制,经过广泛宣传,同类型的犯罪行为在东丽区基本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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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坚持” 身边人的榜样

3月7日,阳新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6起危险驾驶案在该院远程庭审室开庭,阳新县法院按速裁程序对这批案件进行集中审理并当庭宣判。

  三、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诉工作的影响

走进东丽区检察院刑事检察二部,这里的检察官们都异常忙碌,20人的团队承担着每年上千件的案件任务。

今年3月7日,阳新县检察院通过“速裁程序+远程庭审”的方式,在该院远程庭审室出庭公诉6起危险驾驶案,案件在40分钟内审结并宣判。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6名被告人均当庭认罪。检察官欧阳为恒介绍,6起案件由公安机关统一移送至检察院,从受案到审查完结一共才用了5个工作日。

  

而说到团队的核心,同事们更是津津乐道:“李部长有见解、爱钻研,而她的‘坚持’理念,更是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周某是其中一起危险驾驶案的被告人,由于案件事实清楚,他经检察官依法告知权利义务后自愿适用认罪认罚,审查过程不到1个工作日,高效司法让他心中的石头早早落地。

  (一)未成年人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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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石市检察机关,智慧公诉辅助系统逐渐变成一线干警会用、想用、爱用的办案利器。特别是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不仅帮助干警准确理清多达十几起、几十起的犯罪事实,结合出庭示证系统后,还让大冶市检察院起诉的乔某等19人涉黑案、阳新县检察院起诉的吴某涉恶案的法庭举证示证重点突出、直观生动,取得了很好的庭审效果。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增加了一种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仅仅适用于未成年人,条件限制也比较严格: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且有悔罪表现的。该不起诉实质上是把改造罪犯、矫治罪犯的职能提前到起诉阶段。一旦决定不起诉,在六个月到一年的考验期内,检察机关要进行考察,很有可能要求未成年人每周要进行社区劳动,指定特别人跟他谈话,责令他定期作思想、行为的汇报等等。考验期结束后还要专门审查他接受考察、改造、帮教和治疗的情况以确定是否提起公诉。在目前工作量没有减少的情况下,这等于给审查起诉工作增加了矫治失足未成年人的新职能。这项职能的产生在整个刑事诉讼法理论上是一个重大变化——即将执行中的改造罪犯的矫治功能提前到了起诉阶段。未来未检部门就要承担这个使命,但由于刑诉法只规定了一两个条文,所以急需探索建立一套新的工作机制,来有效地达到立法目的又防止出现不必要的问题。

平日里,李湘的工作热情时时刻刻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她常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欠缺的就是最后的一下坚持。

“绘”未来:围绕机构改革

  (二)简易程序的改革

2011年,当事人放在汽车内的20万现金被盗,而这起车辆破窗盗窃案于2017年予以追诉,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6年了,证据只有嫌疑人当年被汽车玻璃划伤后留下的一滴血迹。面对嫌疑人的矢口否认,部门里的年轻干警提讯了多次,一直拿不下口供。

助推系统提挡升级

  新刑诉法实施后,基层人民检察院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被告人只要认罪,放弃无罪辩护,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就都适用简易程序,这就意味着将来有可能出现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以上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在原来的简易程序中检察官可以不出庭支持公诉,实践中绝大部分简易程序检察院也确实没有派人出庭。但新刑诉法要求所有的简易程序案件公诉人一律出庭,这将使检察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对于这起极有可能因证据不足导致‘存疑不起诉’的案件,经验丰富的李湘决定和办案干警一起去提讯。

黄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肖鹤告诉记者,为了打造一款“黄石出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智慧公诉平台,该市检察机关先后赴浙江、四川等地“取经”,采众家之长,使系统囊括了当前较为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

  有些基层检察院为了应对办案压力,现在已经开始探索简易程序公诉的快捷模式。山东日照的一个基层检察院和江苏的一个基层检察院针对简易程序案件探索进行了流水作业模式的改革。有一次我在日照的基层检察院观摩,上午九点开庭,两个检察官一上午总共公诉了八个案件,都是轻微的盗窃、寻衅滋事、抢夺案件,被告人都认罪。其中只有一名被告人聘请了辩护律师,其他的连辩护律师都没有。法院当庭宣判,大部分是缓刑,只有一个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后来我和检察官座谈时,问他们是出庭工作量大还是在办公室里面工作量大?他们表示如果未来公诉工作像这样进行的话,办案压力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这是基层检察机关应对办案压力所进行的自生自发的改革探索。

在做好充足的讯问预案后,李湘围绕嫌疑人提出“何时来过天津?”、“当年身边人对他的经济状况的回忆”、“血迹是怎么出现在车上的”等诸多尖锐问题,并结合认罪认罚相关政策,展开心理攻势。

2018年4月19日,黄石市“隔空庭审”首秀。西塞山区检察院利用远程视频庭审系统支持公诉,公诉人、法官、被告人在三个不同的地点通过远程视频庭审平台实现语音、视频、物证展示的实时多向传输,完成案件审判。

  简易程序的案件定罪部分没有争议,律师几乎不作无罪辩护,而且很多案件都没有律师,将来会变成一种纯粹的量刑程序。最高法、最高检这两年推进的量刑程序改革已在各地生根发芽,几乎所有的案件都开始进行改革实验。这次刑诉法修改专门增加了一个条文,要求法院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就定罪和量刑问题专门组织调查核实。这个条文规定得比较原则,其立法初衷在于允许和鼓励两高继续进行量刑程序的改革探索。普通程序的量刑附带于定罪程序之中,量刑问题并不突出。但将来一旦大量适用简易程序,定罪部分得以简化,那么公诉人在这个程序中就主要承担量刑公诉的职责。传统的公诉是以定罪为中心的,起诉书几乎是一个定罪申请书,而在量刑公诉中,检察官需要就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应对律师的量刑辩护意见。这对公诉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意味着一个公诉人就同一案件需要承担两项职责,一是定罪公诉,二是量刑公诉。

斗智斗勇中,遇到嫌疑人的沉默、抵赖和狡辩,坚持,再坚持一下,成为了李湘的源动力,最终,拿下了口供,掌握了关键证据,嫌疑人被判实刑,此案又一次圆满结案。

庭审现场视频画面高清,语音音质流畅,交流顺畅有序。智能语音系统对当事人的发言进行语音识别,并转换为文字进行记录,准确率达98%……此后,越来越多的远程提审、远程庭审出现在黄石市检察干警的日常办案中,减少了在看守所、法院之间的奔波。

  当然,关于量刑公诉的理论和实践还没有发展成熟。过去仅凭侦查机关提供的案卷笔录来提起公诉、举证质证,在大多数案件中尚可应付,但随着量刑问题越来越受重视,辩护人很可能提出侦查机关没有收集的量刑情节,因此,检察官需要审慎考量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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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适应内设机构改革和捕诉一体办案模式,今年,黄石市检察机关智慧公诉辅助系统取得新突破,在全国率先实现捕诉一体辅助办案功能,升级为功能更为齐全的智慧刑事检察辅助办案系统。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坚持”二字,不光是身边的同事深有体会,李湘的儿女更是感触颇深。

升级后的系统打通了批捕环节与公诉环节,在批捕环节已经审查过的证据可直接带入公诉环节,免去了对已审查证据的重复审查,大大缩短了办案周期,节约了司法资源。

  根据此次刑诉法的修改,被告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一旦被法院纳入法庭审判程序,公诉人就要承担证明责任。这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因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理,既然是被告人提出一个积极的主张,他就应该举证来证明该项主张的成立。但新刑诉法只要求他提交关于侦查程序不合法的材料和线索即可,当这些材料和线索使法官对侦查程序的合法性产生疑问时,就要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检察官就需要承担证明侦查程序合法性的责任。如果检察官不能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就视为存在非法取证,法院不得采纳相关的非法证据。

一心扑在事业上,加班加点都是常事,而了解李湘的人都知道,工作时巾帼不让须眉的她,家庭负担同样很重,丈夫在国企生产部门担任中层,经常出差,现在家有八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公婆远在内蒙不在身边……

运用系统办理批捕案件,一线干警普遍反映,系统可基于总结提炼的100余项侦查监督情形,自动审查发现部分违法情形发出预警提示,并一键生成纠正违法通知书和退查文书;对于是否批捕,还能提供类案逮捕率及不同地区横向对比结果。

  这确实给公诉工作带来一定的压力。举例来说,在浙江宁波鄞州区审理的“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中,被告人章某被检察院指控涉嫌受贿罪,涉案总金额八万五千元左右,受贿一共是十二次左右,其中最少的两次是两张消费卡,一张卡面值三千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由于忙于工作,总是不能按时接大女儿放学,久而久之,孩子早已习惯放学后独自在学校传达室一边写作业,一边等妈妈,这个情景,一想起来,我心里就非常难受……”说到这里,李湘坦言亏欠孩子们的太多了。

据统计,黄石市检察机关已利用智慧刑事检察辅助办案系统办理逮捕案件70余件、公诉案件400余件,利用智慧出庭系统庭审示证18件次,远程庭审12件次,远程提审52件次,办案效率和质量双提升的成效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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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检察院检察长梁莉表示,下一步,该市检察机关将紧紧围绕内设机构改革和办案模式的新变化,前端进一步向立案监督延伸,后端向刑事执行监督程序推进,打造捕诉监功能更加融合、涵盖所有刑事案件类型、覆盖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全流程的智慧刑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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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李湘也告诉孩子们,“妈妈工作忙,你们要更加自立。”如今,懂事的大女儿不仅学习优秀,自理能力也很强,甚至主动告诉妈妈“你放心工作,照顾弟弟有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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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今后的工作,李湘表示,成绩已属于过去,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2019年她将带领刑事检察二部,踏踏实实,用心办好每一个案件,干好每一项工作。

湖北黄石,因矿而兴。大冶铁矿,曾被誉为中国工业的“钢铁粮仓”;百年老企业华新水泥,世界知名。近年来,黄石以打好三大攻坚战、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坚定不移调结构、换动能、转方式,工业技改投资持续增长,在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考核中名列第二,连续9年被评为全国外贸百强城市;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大幅提升,建设黄石新港,对接建设中的顺丰机场,交通枢纽地位更加凸显;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增强。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法学 > 诉讼法学 本文链接:/data/64076.html 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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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检察日报

这就是真实的李湘,有着踏实敬业,有着凛然正气,也有侠骨柔肠……

文字:郭清君 戴小巍 曾琼

编辑: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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